，也不在于“统计农政”。
这是一个农业研究和指导性衙门，李董想要成立，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当时就问对过长孙无忌，想要把贾氏一股脑儿打包过来，只是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
到如今，却是大不一样的局面。只说河南，伴随着洛阳对非农人口的疯狂吸收，以及或温和或暴力的“土地兼并”，旧式庄园经济，被新式的庄园经济所替代。不能说全面替代，但像洛阳长安这样的城市，的的确确出现了这种新老交替。
奇葩的发展状况下，非但没有出现帝国上升期小农经济的蓬勃发展，反而自然而然地挤压了小农经济的生存，乃至洛阳地区，举凡“小农”，皆成“小资”。原先的百几十亩永业田，只能说是小有产者。但在洛阳现行的市场环境下，某些身份特殊的农户，比如羽林军老卒，他们拥有的百几十亩地，便是值钱无比，一下子从小有产者，变成了小有资产者。
作为统治者，京城是李董的核心利益，那么新式的庄园经济既然成为主力，就不得不用新式的管理方式。
贞观十六年统计稻米丰产，那么明年就多种麦少种稻，百分之八十的出粉率，通过新式的研磨技术，也足以支撑中原逐渐变换的食用习惯。
而其中，除了作为统治者必须承担的固有粮食稳定责任外，有利可图，同样是李董要进一步细化管理农事的原因。
当面粉紧俏时，以李董手头的田亩数量，哪怕只是薄利，一斤面粉抬高一文钱，多出来的，又何止是一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