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纳税加多，朝廷还是财用窘急，富商大贾却得以从中取利。”
为此条例司提出地均输法。设发运使官，总管东南六路赋入，有权周知六路财赋情况。凡籴买、税敛、上供物品，都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发运使并有权了解京都库藏支存定数，需要供办的物品。可以“从便变易蓄买”，存储备用。说这样就会“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神宗随即批准均输法，以薛向为发运使主管其事，朝廷给内藏钱五百万贯、米三百万石充用──当然这三百万石米是走常平仓的账目，而广惠仓的因为王静辉的缘故而被严格的保护起来了。
均输法显然是从增加宋王朝地“国用”出发，改革也是很有限的，但它多少改变了因循的旧制，适当扩大了财政官员的权力。并且明显地侵犯了“富商大贾”轻重敛散的利益。均输法一出，一些朝官，从大商贾利益出发，纷起反对。反对派提出的均输的“害处”，主要都是对商贾不利。代表大商人说话的立场很鲜明，反对的理由却很薄弱。神宗当然不为所动，继续用薛向推行新法。
现在司马光和曾公亮又老调重弹，皇帝赵顼的脸上自然不会好看，王静辉对此也是不屑一顾。均输法是好地办法。不过就是执行它的官员心太黑了些，主持此事的官员叫薛向，这和他的老搭挡薛向之仅有一字之差。但是其操守实在是让人无法恭维，王静辉没有费多少功夫，手上便掌握了一大堆这家伙贪赃枉法的证据，薛向地老家田产在最近的半年里面暴涨了三四倍，靠他的俸禄就是再过十年他也买不起。
其实不仅是均输法，王安石所提出的各种新法如果能够在清廉官吏的运作下，成功地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即使失败波及的范围也不会太广，根本不可能会出现民怨沸腾地情况。唯一的解释便是执行新法的人有问题。突然他的心中倒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让执行新法的贪官去找河北那些黑心的土豪的麻烦，那该是一个怎样的场面？！
“平心而论，新法是良法，可惜无得力之人，薛向小人！假以货钱，任其变易，纵有所入，其数额亦非常可疑！”赵忭不管王安石和司马光愿听不愿意听，他也没有王静辉这么多地顾忌──赵忭在朝中的地位非常玄妙，他一手促成了皇帝赵顼在前任英宗赵曙没有病故的情况下登基继位，这中间涉及到了另外一个政治传统。
王静辉记得曾经在读宋朝历史的时候，在绍熙五年(1194)六月，枢密使赵汝愚逼宋光宗退位。此事史称“绍熙内禅”，事件的起因是宋光宗患精神病，无法处理朝政并长期不去看望做了太上皇的父亲宋孝宗。尤其是宋孝宗去世时，宋光宗拒不出面主持丧礼，以致“中外讹言，靡所不至。”以赵汝愚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逼宋光宗退位，目的是为了稳定政局，维护赵氏一家一姓的统治。但是中间却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孟子·万章》篇称：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同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宰相留正作为异姓之卿，见势不妙，立即逃出临安城去。赵汝愚作为同姓之卿，则不能一走了之，只得“易位”即另立他人为帝。
虽然皇帝赵顼在赵曙病重无法处理国事的情况下登基继位在现在人眼中没有什么大不了，属于正常情况，但在这个时代却不这么看──只要赵曙还有一口气，他依然是这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至少名义上是这样，可是帝国已经弊政丛生，如果连皇帝都不能亲自理政，那岂不是离亡国不远了？！为了能够让活着的皇帝将皇位传递给下一任，就必须有人站出来让皇帝退位，这个任务就必须由一个赵姓大臣来完成了──赵忭正是这样一个角色，这和历史上赵汝愚的角色一样的，虽然严格上说赵忭在名气和实权上与当时的韩琦、富弼相差的很远，但这种事情必须是有“同姓之卿”来完成的，和权力无关，所以赵忭这个“同姓之卿”在朝堂上的存在是有着非同一般地意义的！
赵忭素有贤名。他的特殊地位使得他不用顾忌很多，赵曙在位的时候，赵忭去益州当知州，随身携带的不过是一把琴和两个仆役而已，而且为人洒脱颇有能力，在治蜀的时候赢得了巨大地声誉。以此官居参知政事，而以前能够挂参知政事衔的赵槩因为太过贪心，并且没有什么政治作为，被赵曙赐了闲职去养老了。
理论上像赵忭这样的赵姓大臣是不可能在朝中待上过久的时间，可以想一想如果韩琦姓赵的话，皇帝还会把一个拥有巨大声望和能够“废立”的权臣放在身边来收拾自己吗？！赵忭敢当着王安石的面里职责主持均输法的薛向贪墨，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命运不会比赵槩好到哪里去，自己已经在汴都开封待了三四年，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以后等待自己的不是挪窝到地方上去任职。就是和赵槩一般回家养老，左右都是一个“走”字，索性便放开了颜面指斥变法派中地重要人物借着变法之际行祸害百姓之举。
赵忭的话确实非常有杀伤力，他不是为大商人说话，而是实事求是的承认了均输法在一定情况下是一个良法。但执行的人却是大大的有问题，致使良法变成祸害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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