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政绩而受到朝廷的表彰，本来其高升指日可待，但是另一件事却影响了这件大人的仕途——为了沟通与荆湖南路、江南西路的交通，增加广州对商人的吸引力，这位曾大人与薛奕将军、蔡确大人合谋，竟然从南海诸岛至注辇国控制的小岛上，掳掠了三千余土人为劳工，用于修葺道路，沟通河道，其中有一半以上客死他乡。这件事情被一位派往广南东路办案的监察御史发觉，一本奏章，让曾布与蔡确各降一级，薛奕削侯爵，成为熙宁十一年下半年震动天下的大案。宋廷因此也着手海外第一次人事调动，将狄谘调任广州，曾布调任凌牙门，蔡确调任归义城，而三地的监察虞侯、常驻凌牙门与归义城的监察御史，则是因为失职，全部罢职换上新人——这种程度的调动，既是考虑到南海地区在早期需要倚重熟悉情况的官员，又可防止了他们在某地经营过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不过由此次调动，也知道了三地在宋廷心目中的地位：广州最重，其次凌牙门，其次归义城。
而在西北，熙宁十二年的春节，石越与刘庠正兴高采烈看着地图上的驿政网慢慢的延伸，眼见就要遍布陕西一路大部分地区，这绝对是让人欢欣鼓舞的。
而更让人高兴的是，重修三白渠等水利工程，也进展得十分顺利。不过，这种表象的背后，却同样有着残酷的现实。石越将留在陕西路的众多西夏俘虏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下级军官和勇武的战士，被石越打散整编入宋朝的禁军——按当时的惯例甚至可以独立成军，这些俘虏会毫犹豫的向昔日的袍泽挥刀——向朝廷献俘的那一部分，就被皇帝编成了一个营的完整编制，派往河北。但为了谨慎，石越还是按自己的习惯，将这些人全部打散整编；一部分老幼与随军工匠，石越将老幼着派往马监，将工匠编入作坊；而最大一部分普通士兵，则成为了石越的免费劳力——当然，名义上不是免费的。这些人被告知，西夏拒绝了对等交换俘虏的建议，更不会出钱赎买他们，他们已经不可能回到故乡。
唯一的出路，就是在陕西路的道路与水利工程完成之后，他们可以按自己工作量的多少，在宋朝的南方得到一块大小不等的免征赋税五年的土地。
这些俘虏们对宋朝南方的土地并不感兴趣，但是这不是他们感不感兴趣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石越不过是为了避免御史的弹劾，减少道义上的阻力，用”南方的土地”为此来披上一块稍稍温情的面纱而已。
陕西路的百姓为了战争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得到战争带来的这一丁点好处自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为了所谓的道义，让这些战俘编成吃白饭的军队，或者便宜各级官僚，成为他们的私佣，却还要征发陕西的百姓来修路通渠，在石越看来，这毫无疑问是一种伪善。
一开始还心存疑虑的刘庠等人，也很快接受石越的解释：这些战俘，不过就是没有正式的名号，将薪俸折成了土地兑现的厢军，如此而已。
宋朝的法律与道德，都不允许野蛮的役使百姓，哪怕是他国的百姓。在宋朝，一个蕃商如果在宋朝病死，他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身后事，宋朝市舶司会保留他的财产，想方设法派人通知他的家属，让他们来继承这笔遗产。如果是为了通商而遭遇到海难死亡的水手与商人，也可以从市舶司得到一笔抚恤金——哪怕他根本不是宋朝的臣民。垄断海路，对蕃商征收高税是一回事，但这种温情脉脉的人情味却是宋朝所独有的。你当然可以把他当成一种招徕海商的手段，但是你却不可以违背这种道德习惯。石越是深知这一点的，至少他比曾布要理解得深刻——役使俘虏其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事情要做得好看。
如果他果真严酷地对待那些俘虏，不给他们任何报酬，他必然会面临朝野上下铺天盖地的谴责声。但是如果他付了报酬，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或者是画饼充饥，事情的实质立即就会变样，人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有时候，借口也是很重要的。
而在西夏，也有他们自己值得全神贯注的事情。
当”大安改制”得到地方，特别实力派的支持之后，梁乙埋便更加不敢轻易发难了。但这并不是说梁乙埋会全然不知还手。老奸巨滑的梁乙埋，一方面继续称病隐忍，一方面却指挥党羽，在朝中不断的找出种种借口来阻挠改制。
并且，从大安四年的腊月开始，在兴庆府的街头，便有各种各样不利于改制的谣言开始流传。这些谣言从兴庆府传到各地之后，就更加走样得厉害了。
但是对于夏主秉常来说，地方的明确支持，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都是可以让他信心大增的。在大安四年的十一月，秉常就再次派出使者，向宋朝与辽国拜贺正旦，不折不挠地执行他”睦邻邦”的政策。
除此之外，西夏君臣便在紧锣密鼓地筹划着创建讲武学堂与国子监，并且计划在大安五年三月举行第一次科举考试。以培养、网罗改制需要的人材。
在大安五年的二月，秉常又向全国颁布了一份诏令。在这份诏令中，秉常宣布要裁减宫府用度，并且免征全国半年之税，保证在大安五年，不再征召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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