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掌文武之柄，实质上却是政事堂越来越凌驾于枢府之上，并且其姿态越来越肆无忌惮。而皇帝的态度更让文彦博觉得无法容忍——皇帝不慎重征询枢府的意见，仅将枢府与枢密会议视为例行公事，却只是信任一二亲信大臣的意见……文彦博对于皇帝重新征召王安石，本来就非常不满，只是因为恪守事先的默契而一直隐忍不语。此时，吕惠卿的挑衅、皇帝的轻视，还有对石越种种不满，各种情绪累积，便借着这件事情，全部发泄了出来。
王厚与慕容谦是不是经略使的适当人选，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文彦博借口二人年纪太轻，朝廷从未寄托过方面之任，断然否决了二人的任命。他上表推荐宿将林广为经略使，并且言辞激烈地批评皇帝“亲小人，远君子”，又列举王安石种种行为，大翻熙宁初年以来的老账，预言此人一出，天下不安。西南夷之乱还只是疥癣之祸，而王安石复出，则是腹心之患。
皇帝一直担心朝野党争再起，却没有料到，远在金陵的王安石还没有消息，益州路的局势还没有完全弄清，熙宁初年的激烈党争，似乎又露出了苗头。
所以，赵顼对于文彦博的行为，内心十分不满。但文彦博是他尚需倚重的枢密使，又是三朝元老，北方士大夫的领袖之一，如此身份，让赵顼不得不优容三分。然而，这种优容并不能平息他心里的恼怒，他隐隐觉得文彦博太过于倚老卖老，而且完全不顾全大局。对于皇帝而言，王安石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段君臣相知之义，不仅仅是明君贤臣的千古佳话；王安石还是他统治的前半期的标志。当年他以一腔锐气，锐意图治，整个朝野中，真正能支持他改变国家命运的名臣，便只有王安石。大宋能有今日之局面，王安石功不可没。而且，从政治现实来说，王安石亦是大宋朝廷中坚决支持变法的一派官员的旗帜，赵顼内心深处，对于新党的贡献，是非常认可的。文彦博对王安石或明或暗的批评，让赵顼觉得非常的不舒服。而他断然否决王厚与慕容谦，赵顼也并不能接受——王厚未曾寄方面之任，林广又何曾寄过方面之任？几年以来，林广一直在河朔军中为将，而赵顼征询过所有文武臣工的意见，却都认为平叛必须以西军为主力。身为枢密使的文彦博，反要让一个河朔军的大将来当经略使，渭南兵变殷鉴未远，他不是老糊涂了么？
不过，内心的不满归不满，文彦博毕竟还是举足轻重的元老重臣。赵顼并没有如对其他臣子那样训斥，甚至也没有留中，反而派使者去安慰文彦博，表示他会重视“文公”的意见，会再慎重考虑经略使的人选。
＊
崇政殿。
郭逵对突然被皇帝留下来单独接见，颇觉有几分意外。他忐忑不安地低着头，暗暗猜测着皇帝的心意。难道益州经略使的事，又有了转机？一念及此，郭逵心里又生出一丝希望来。两府之间的争执，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大争吵的局面，但他也已经有所风闻。文彦博坚决地拒绝吕惠卿的人选，而吕惠卿则不断地催促皇帝早下决心，毫不掩饰地指责文彦博以党争为上，国事为下，欺君误国。两人的亲友、门生、党羽，也早有互相攻讦，不过所有奏折被皇帝全部留中，又下旨将他们狠狠斥责了一顿，双方这才收敛了几分。不过，皇帝能够控制住局面，也是因为司马光以下，两府的宰执们，无论倾向哪一方，对于文彦博与吕惠卿的这场争执，都还有所保留的缘故。有传闻说，司马光并不反对王安石复出，甚至于认为文彦博对王安石的批评“太过”；而孙固私下里亦不反对王厚与慕容谦的任命。而支持吕惠卿的新党方面，许多人对于吕惠卿的政治前途还有点看不清，都不敢贸然行事。在这样的情况下，郭逵的确也还有“渔翁得利”的可能，如果皇帝想要息事宁人的话，他也许会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仲通。”赵顼亲切地叫着郭逵的表字，“你虽然只是兵部侍郎，但朕心里知道，你这个兵部侍郎，其实与兵部尚书无异。”耳里听到皇帝亲口说出这番话来，郭逵心里一阵激动，无论如何，这都是皇帝对自己的一种认可。“但朝廷有朝廷的制度，没有兵部侍郎直接接任兵部尚书的道理……”
皇帝说的也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兵部在六部中仅次于吏部，位居右司三部之首，一个兵部侍郎，怎么样也没有道理直接跳到兵部尚书。虽说“爵以赏功，职以任能”，新官制继承与发扬着宋朝官制原有的优点，主要是以勋章——包括勋刀与勋剑、功臣、勋阶、爵位四大制度来奖励功劳；以散官来叙资历；以官职来任贤与能。但另一方面，新官制也更加强调资历对官职的制约，以防止“幸进”，制约皇帝与权臣随意地任用亲信，扰乱帝国官僚体系的秩序。所以，在吴充死后，尽管信任郭逵的能力，但即便是没有吕惠卿从中作梗，皇帝的确也不能随随便便让郭逵做兵部尚书。从这个角度来说，皇帝没有任命新的兵部尚书来制肘他，已经是对郭逵的极大信任。
“但朕要兵制改革，还要依赖卿的能力，所以，朕那时候也不能升你的官。但伐夏之后，朝廷议功，朕还记得，你的侯爵，是朕亲自点的名。”赵顼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道，“要是在熙宁新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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