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化，却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应当如何跟上这种变化，如何应对这种变化，这只能让他产生极大的挫折感与焦虑感。
拖古烈所能做的，只能是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的祖国。
他深信大辽皇帝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大辽现在的道路，是契丹人唯一的选择。做为一个辽国人，做为一个辽国士人，拖古烈对一件事看得清清楚楚：游牧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所有的游牧民族，都注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这是有人类以来，就亘古不变的一条铁律。任何不肯改变的游牧民族，都注定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灭亡，其中绝大部分，甚至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丝毫的印迹——能够有机会做出选择汉化与否的游牧民族，都已经是极少数的幸运者。拖古烈不会被历史的表象所欺骗，汉化也是注定要灭亡的，但是游牧民族灭亡，却从来都不会是因为汉化——这是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横向比较，就可以得出的结论，不肯汉化的游牧民族，在同样的条件下，永远比愿意主动汉化的要死得快，而且是快得多。
大辽的先祖们具备超凡的智慧，他们意识到不汉化就无法生存；但又担心汉化后又失去赖以立足的竞争优势，所以创建了南北面官制度。但是，仅仅在太祖皇帝死后，太宗皇帝一亲政，其理想便是成为中原的皇帝。他统率大军南下，击溃汉人军队，在开封称帝，留下大辽国永远的荣耀，也留下大辽国永远的教训。从此以后，大辽的历代皇帝，都自居于中国的正统；也是从此以后，大辽的历代皇帝，都对汉人心存敬畏。
辽太宗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中原、河北的义军给击溃的。他离开汴京的时候，留下了一句名言：“吾不知中国之民难治如此！”
这是一句被刻在大辽历代皇帝心中的名言。
从此以后，大辽国就再也没有过野心要真正地兼并中国。与南朝和平共存，保持军事上的相对优势，实际上成为了大辽一百余年来最核心的政策。
契丹铁骑可以将阻卜人、女直人，将一切游牧民族毫不留情地践踏在脚下，可以无所顾忌地剥削他们，奴役他们，轻视他们。但是自太宗皇帝北还之后，契丹人就再也不曾真正轻视过汉人。
并且，契丹人、奚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改变。
或者说汉化。
当今的大辽皇帝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也许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拖古烈深信，对大辽来说，对契丹族与奚族来说，这都是惟一正确的道路。
惟有农耕，方能带来更多的、更稳定的粮食供应。
惟有将游牧改成畜牧，方能繁衍更多的牛马羊。
惟有如此，方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过上更富足的生活；惟有如此，才会有更多的人力与物力、以及时间——惟有如此，大辽国才会有前途。
真正的前途。
破坏者只能暴虐一时，建设者才会拥有未来。
这一定会付出代价。也许是非常惨重的代价，但是拖古烈坚信，除此别无他途。为了未来，你不能惧怕眼前的牺牲。
但是辽国人也是矛盾的。纵如卫王这样的智者，甚至是拖古烈本人，也认为“北方的朔风，才能锤炼出英勇强壮的战士来”——他们都为自己民族的传统感到由衷的骄傲；而且眼前的代价如果过于沉重，则会遮蔽人们更为长远的目光……不仅仅是那些坚持祖制的反对者，连卫王、拖古烈本人，也并非那么一无反顾的。党项人为了正确的道路，已经代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国土。大辽远比他们幸运，经过内战的锤炼，国内主明臣贤，政治清明，兵强马壮……
但是一个想要汉化的辽国，一个正在汉化的大辽，反而却要迫不得已与南朝开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讽刺。
太宗皇帝失败的阴影，在一百多年后，始终笼罩在辽国君臣的心中。
这次，他们将面对一个更为强大的南朝。
信念坚定如拖古烈，都不由在心里要有犹疑，更何况他人？
大辽国也在一个巨大的三岔路口，一念之间，就可以决定一个国家，三个民族的命运，永远无法回头的命运。
至此时，拖古烈才深深地明白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凌牙门也有这么漂亮的荷花么？”一池绽放的荷花旁边，两个绯衣贵客毫无风度地坐在池边的大石头上，远离着人群，一面说着闲话。他们都是皇帝面前的新贵，在高丽，在南海，他们都是炙手可热、翻云覆雨的人物，但是在汴京的官场，他们却只是普通的中下级官员，他们与汴京的官场，似乎一直相互排斥着。这种排斥，几乎是天然的。在这里，他们很难找到同伴，没有几个人与他们有共同语言。尽管大宋已经开拓海疆十余年，但海洋依然不是大宋关注的焦点。那里只是遥远的域外，是被放逐的地方。而他们的功绩，亦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被汴京官员背地里称为“夷官”。
“有。凌牙门的睡莲，不逊于琼林苑的荷花。但天下最好的荷花，应当是在杭州。”薛奕心不在焉的应道。他今天本来还幻想找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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