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的规模。官方的学府，学生们上学是有津贴领的，而在我这里，却是要交钱的。这一进一出之间，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却仍然有如此多的人来上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有钱人家的少爷公子们到我这里来读书，以显摆自己也是个读书人。
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是总比没有好吧。就算拿他们培训教员吧，那些“新学”的教员，就是那几个帮我编写教科书的儒生，虽然经我解释，明白得比别人多一些，也有些勤于实证的，懂得可能更多一点，但是总不是很专业的。这些少爷们，正好给他们实习。
然而让我想不到的却是，因为学院是公开授课，结果那些“新学”的课程，来旁听的人竟然是人山人海……来得晚一点，就绝对没地方站。还有一些人，则是很不服气，特别跑来学院找我辩论的，我当然很少亲自参加，而是由那些教员和学生中的积极者来应辩。我为此特意腾出一间大厅做为辩论厅，任由那些人和我的教员们辩论，并且每七天中规定一天时间就是用来辩论的。于是这一天成为大宋读书人和爱看热闹的百姓最高兴的节日，他们每七天就等这一天来创造一个新话题以为谈资。茶馆里人们一坐下来，多半就是在谈论上一个“辩论日”谈的是什么，下一个“辩论日”又会有什么新的争论。
而辩论的话题，则由新学的真伪，渐渐扩展到儒学的经义，但是我绝对不愿意卷入新党旧党之争，所以严禁在我的学院辩论朝政得失，明确的说“非所宜言”，这种鲜明的态度很受皇帝和王安石的赞赏，而旧党也觉得我这个人很懂“人臣之道”。
只是这种辩论的火种既已种下，就根本无法控制。读书人若是闲着无事，没有不喜欢议论的，而知识分子不谈论政治，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朝政的辩论，在白水潭学院没有发生过，不等于在别处不发生，而我在皇帝面前，也是委婉的为这些行为解释着，让他觉得不宜防民之口，又让他觉得辩论把问题找出来，也并非一无是处。
学院的另一个特色，则是在“辩论日”之前的一天，我会去请当朝大儒、著名的发明家、博学家来做讲座，这一天又被称为“讲座日”。每逢讲座日，学院的学生都必须上午前往听讲，下午则可休息。而这时候汴京城里的儒生们，往往也会来旁听，学院旁边倒象是赶庙会一样了。
总的来说，书院的成功超乎我的想像，我似乎已经看到第二年报名的学生挤满学院的景象了……
但是这种热情在一个学而优则仕的社会能支持多久，实在并不是一件让我感到乐观的事情，虽然那些有闲阶级会把科学的火种接下去，但是那离我想要的还差得远。
我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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