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这种行为，一方面固然反映史官的生命没有受到足够的保障因此可能影响到史书的公正性，但同时这种极端的措施，也反映了当事者对史笔的恐惧，对把自己的行为载入史书中的绝望。所以《春秋》借史书而行褒贬，在今人看来不足一晒，在古人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明白这一层，才能明白何以《春秋》竟然可影响到中国的政治性格的形成。
所谓的“《春秋》王鲁”，和上亦是差不多的意思。即《公羊》学者们认为，《春秋》这个“新王”假托鲁国的十二世诸侯，行王者之事。（这里也有不同的说法，从略。）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可见《公羊》的学者们也认为，这里《春秋》有一寓言的性质，只是《春秋》是借助真正存在的史实来寄托自己的寓意，因此而更有说服力和权威性。可以说《春秋》走的是历史主义与柏拉图空想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历史主义则认为凡事需从历史和经验发现真理，柏拉图则纯粹基于虚构和逻辑来构建乌托邦，而《春秋》则有一种寓言式历史来体现他的思想。亦即，《春秋》并不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发现真理，而是用虚构真理去解释历史，反过来借助历史的权威性支持真理的合法性。这就是我以为的《春秋》的本质。《公羊》学者们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历史主义和乌托邦思想的存在，他们接受了这一点，并且致力于从《春秋》中分离出真理来指导现实的政治活动。《春秋》是否王鲁和为何王鲁，其实己不是重要的问题。实际上，这也从来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只是《春秋》新王说的附属性问题。之所以要在实际上诸侯中寻找一个王的隐性替身，有可能表达了这样的信息：让人们从中去寻找王者在某些问题应当如何行事。我们借用三位一体说，可以这样解释：《春秋》、《春秋》中的鲁公、孔子其实就是孔子政治理想中的三位一体。有时候《春秋》新王无法表达的地方，就需要通过鲁公来传递某些信息。这里边只是一个理解《春秋》新王要表达的思想的方法论问题。
故所谓的“孔子为王”，同样只是三位一体的一位。后世的《公羊》学者们，往往也借助这种说法，来制衡皇帝的权力。我这种说法未必能得到现代《公羊》学者们的认可，但是我这里要表述的，是希望较好帮助不知者来理解西汉的学者们是如何看待《春秋公羊》的。至于现代学者们如何解释《春秋公羊》，是另一回事。我所做的是，是表达西汉时代以及之后一些时代的人们对《春秋公羊》的认知。
至于说“孔子改制”，则是属于所谓的“公羊口说”，一般认为是后代公羊学者的发挥。究竟是孔子的本意还是后代公羊学者的发挥，在当时也许是个大问题，影响到一系列观点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但是在今天，却变得毫不重要了。我们只需知道，在当时，这种说法同样流行，虽然遭遇一部分学者的质疑，但是至少在公羊做为官方主要政治学说的年代，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孔子改制”，公羊学者们往往称之为“春秋制”、“太平制”，《公羊》学者们通过公羊口说认为，孔子在《春秋》中通过讥、贬、诛、绝等条例，实际上改变了周制，孔子要实行的，是一种全新的制度，亦即“春秋制”。这种“改制”，包括公羊学者们认为，孔子改正朔，要行夏代的历法而不用周代的历法；规定了嫡子继承制；大一统制；亲迎制；三田制；三年丧制；三等爵制；七等官制；选举制；井田制；郊制等等。观察其中这些改制，有些是因袭周制，有些确有改变。至于是否改变，我们这里不必追究，由学者们去考据好了。我们只要知道，到了西汉中后期，这些制度成为了理想政治制度。因此我们只要了解这些制度的内容和其中暗藏的含义就够了。
嫡子继承制，是提出来保持国内政治稳定的一种方法。这一点，可能是孔子从春秋的政治现实中看到了反面的教训，而强调的一种礼法秩序。至于其利弊得失，严肃的作家有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有论及（我记得韦伯的《道教与儒教》似乎也有论及，不知是否记错）；通俗的作家田中芳树《银河英雄传说》也有论及，这些人都有肯定这种继承制度的正面意义，我就不多说。
大一统制容后再述。
亲迎制，指天子以至庶人，在成婚时，男方必须亲自迎接女方，以完成婚礼。这种礼制上的道德规范，是为了确立夫妻之间的纯正关系。我们不必自欺欺人以为这是孔子尊重女权，这不过是为了确立嫡子的一种附属制度。至于强调天子亲迎，一方面固然同样是强调将来的嫡子地位，一方面，则似乎也有暗示天子一爵的意思，即认为天子不过同样是人间的一个爵位。同样要受《春秋》新王法的制约。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今天。
三田制，是限制天子打猎的时间。在之前，天子四季都可以出猎，公羊学者们认为《春秋》认为夏季打猎，有违天时，所以限制只有一年只能三季田猎。这里面在生态方面有积极的一面，主要是在政治上传递一种“仁”的信息。这里要指出，在古代，天子田猎，是一件大事，有保护庄稼、祭祀、练兵等多重含义，并非只是打打猎那么简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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