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结论：这是作者自信和自由的一种表现，也可能是他不自信和不自由的一种表现——所以才要通过回到过去，改变历史，来获得一种随心所欲，来恢复自信，或者，让自己的不确定感确定下来。这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吗？是对现实的逃避吗？无论怎样，这种方式是吸引人的。这一类小说的创作者们，因此颇像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外来人，他们像石越一样，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同的观念和技术。
那么，进一步看，这种架空历史的态度，与以前的人们为了某个目的，对历史进行重新的解释和评定，是一样的吗？比如，关于宋朝，人们曾经因为对《水浒》这部“架空历史”的小说进行了不同的解读，而促成了现实的许多变化。宋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吗（石越好像也是这样的一位人）？而到了现在，人们对《水浒》又有了新的兴趣，借它来阐释现代人际关系和官场哲学，甚至阐释企业管理学。所以，历史一旦被架空起来，它既可以是非常政治化的，也可以是非常商业化的。
但从直观上来把握，《新宋》仍然有着不同。我的感觉，它应该是一种更具个人化的对历史的解释。如作者所说，创作《新宋》纯粹是一个偶然的想法，因为在硕士生入学考试中，有一道宋代史的题目没有做出来，一直对专业课有相当自负的自己，心中对此耿耿于怀。于是，就打算全面了解宋代的历史。就想到自己是不是可以写一个架空的故事，一边写这个故事，一边让自己去翻翻书，这样就可以在一种轻松的状态下对宋代历史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这样的理由，“轻松的状态”，与《新宋》涉及的中国命运的沉重命题一对照起来，似乎是一个比较大的玩笑了。但正是这样的玩笑，让人觉得历史已经进入了后现代。好像是电子游戏里面，我们对待历史，必然要有这样的“轻松状态”吧，早先由宏大叙事系统统一设定的历史，现在很容易就被个人重新设定了，成为了一个精致的玩具。或者可以说，历史，不再是属于史官和历史本身，而是属于不同的玩家了。换了20年前，我们不可能这样去做，《新宋》也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比如通过互联网）出现在我们眼前。我想，这可能是《新宋》的特殊价值的一个方面吧。《新宋》的讨论区也印证了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有许多质疑小说的帖子，给我的感觉是，它们并非是对错之争，而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历史，历史在每一个大脑中裂成了碎片，而这是合理的。总之，这样一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终于也是被默许的了。作者说：“所以在修改版中，仍然会有意淫的成分。”我想，这种意淫，才是价值所在，也是《新宋》这类小说，让人觉得恐怖的地方。
细节
《新宋》的作者说，通过这本书，要向读者展示一个更真实的幻想世界。作为架空历史小说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它首先是历史小说。我想精确性也好，真实性也好，都是很关键的。作者必须做出的巨大努力，便是处处做小心的考证，尽量处理好每一个细节。比如，在这部作品中，石越来到古代，带去了座钟这样一种技术，那么，关于座钟的各个方面，包括它的价格，都要写得很清楚，是不能一笔带过的。作者还为此作了一个注：“关于座钟的价格，我考虑了一下，最后定为三百贯。北宋的三百贯，相当于王安石一个月的工资（不包括奖金、福利、津贴），相当于一个知县十个月的工资（不包括他七顷以上职田的收入），这个时代，座钟主要是一种奢侈品，但是一个普通的座钟，对于工资收入丰厚的官员来说，并不算是奢侈。著名的沈括所买的梦溪园圃，花了钱三十万，也就是三百贯。苏轼和程颐都有以数百贯买田的纪录，苏轼大约是十顷左右，若是良田，约四五顷；而程颐是买了二十余顷无主荒田。虽然数百贯具体是几百贯不详，但我们约略可以感觉到当时大宋的物价。另外，当时一匹马的价格是三十贯左右，一个座钟相当于十匹马。所以，三百贯虽然不算高，一般的士大夫都买得起，但是也绝对不算低，穷人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三百贯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另外，此处这个二千七百万贯的数据，则是大概的市场估计，当时全国一年岁入岁出，都是三千多万贯，若谓一年可以有二千多万贯的奢侈品收入，那在短时间内是绝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地方，提到了有关人物的处置问题。作者也十分负责任地向读者作了交待：“周邠：小说中人物，十分之七八，虽是小人物，往往也是史册实有其人的。周令之事，有苏轼《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诗为证。当时仁和令为徐畴，小说中以李敦敏为知县，仁和是否并有知县与县令，不暇细考。故不再写徐畴。同样，熙宁六年两浙路提点刑狱是何人，一时无法证实，但是熙宁七年是晁端彦无疑，此人与苏轼有诗词唱和。故仍假定此时晁某为提点刑狱。”
好一个“史册确有其人”！这样的考证，在《新宋》中，比比皆是，从官制到礼仪，从庙堂到勾栏，都努力进行着准确的描写。因此，若要架空起来，则必须落实下去。这是一个原则，应该为更多的学写这类幻想小说的作者认真学习。这就引出一个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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