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财政状况是怎么样的良好。
的确，时至今时今日，汴京的物价，仍然未能恢复到七八年以前的水准，但自熙宁十八年发行盐债开始，尽管围绕盐债之事，争议不断，甚至偶有紧张之局面，但得到司马光与王安石支持的盐债，毕竟得以顺利发行，朝廷得此巨额资金，不仅可以为交钞、钱庄存款提供担保，而且还帮助朝廷度过了财政困难之时期。
交钞与钱庄稳定之后，尽管很快海外之凌州与金州又发生了战争，但原本预期将惨淡经营的海商与东南作坊，却也因为封建，获得了新的机会。自熙宁十八年开始，每年都有不同数量的宗室之藩，他们在汴京与杭州大量变卖资产，以购买需要的物品，并募集人才与劳动力，大宋朝一百余年来宗室的财富积累，在几年之内，几乎全部投入流通市场，这本身就足以令汴京与杭州的交易活跃繁荣，由此带动的一个个地区、行业的繁荣，效果更不可估量。而到了封国后，为筹措最初的资金，诸侯们更是不惜大量的出卖利益，从最普遍的承包市舶务关税，到开放矿山，更有甚者甚至雇佣武伴当为佣兵，替他们征服夷人，然后诸侯与佣兵们坐地分成，分享赋税
海商们在诸侯国或身居要职，或与诸侯们分庭抗礼，但多数人仍然甘愿当宋朝的臣民，他们也给宋朝朝廷带来了可观的税收。绍圣五年，朝廷在市舶务关税、海外商品禁榷专卖两项收入上，便超过了一千万贯缗钱。而这，还是在宋辇交恶，东西商路几近断绝的情况下取得的。
东南诸路更趋繁荣，不仅两浙、福建诸路远胜旧观，湖广四路的户口、垦田数、粮食产量、税收，更是逐年增长。而益州路历五六年之休养，亦已渐渐恢复元气。在划定蜀币区、禁军大举北撤后，益州物价渐渐平稳，此后五年间，朝廷在益州小心翼翼的回收着纸币，至绍圣五年，益州的情形，看起来反比以往作为铁钱区时更加乐观。虽然朝廷仍未开放蜀币与交钞之兑换，人们出入益州，携带钱钞无用，只能带货物或者黄白之物，但这与以往实施铁钱区时一样，货币的不能通用，反倒促进了益州与外界的贸易。而蜀币作为铁钱所没有的优点是，发行蜀币成本远远低于铁钱，而铁钱易于盗铸，携带不便，蜀币则反而盗印不易，携带方便。五年时间，不仅益州军民早已接受蜀币，在那些商人那里，一贯蜀币甚至能换到一贯二十文的交钞。也就是说，在实际上，蜀币比交钞更值钱。
的确，益州的自我恢复能力是惊人的。只须朝廷安分下来，百姓就会扛起锄头，自己养活自己。陈元凤在益州，只花了不到两年时间，剿抚并用，就平息了益州全境的盗贼，并因此升任转运副使。
叛乱的西南夷在几次主动出击骚扰皆被王厚、慕容谦击败后，很快便不敢再挑衅宋朝。眼见着一两年间宋朝都未来征讨，这些叛乱的部落顺理成章的又重新开始了互相之间的仇杀，在陈元凤、王厚、慕容谦、何畏之的暗中挑拨、收买、分化之下，三四年间，这些部族要么重新归附宋朝，要么早已将项上人头，悬在了戎州的城门之上。
绍圣五年，陈元凤甚至上了一份雄心勃勃的奏状，请求朝廷允许他发益州之兵，清算当年西南夷叛乱时的领头部落，乃至要惩戒后来曾经接纳过某几个部族投附的大理国。
司马光做主的政事堂，这份奏状当然不可能被采纳。为了怕陈元凤惹是生非，司马光干脆将这位如今已是赫赫有名的“能吏”，以“历练”为名，升任河北路学政使。
绍圣五年的司马光，是如日中天的司马光。无论他做什么事，两府都没有人会反对。
这一年，朝廷如约赎回了第一批五年期的盐债，没有一文钱的拖欠。旧党中与司马光渐渐疏远的那群人，虽然也有极少数的人，将此视为自己持续五年抗争的胜利，宣称朝廷只是勉强做了件理所应当的事，但大多数人，要么沉默不语，闭上了嘴巴，要么公开转变态度，赞扬司马光。
仿佛这全是司马君实的功劳！唐康在心里面愤愤不平的想道。仿佛这全是司马君实的功劳！
其实谁都知道，若非是石越，甚至若非是有王安石在杭州主持东南之盐债、封建诸事，根本便不可能有今日之局面。然而，汴京的旧党们记不起远在杭州的王安石，也将石越的功绩视为理所当然，在他们看来，这一切的关键，全在于当初司马光坚定的支持了石越。
世间之事，便是如此的荒诞可笑。
所以，这一年，司马光的威望达到了顶点。
但绍圣五年的司马光，亦是暮气沉沉的司马光。
这位七十多岁的司马相公，已经不能每日上朝，只能五日一朝。政事堂的政务，几乎全部是由石越与范纯仁主持。而这位左丞相所做的事情，则是拒绝了陈元凤清算西南夷逆首的奏状，驳回了文焕、薛奕请求西征注辇国的奏状，默认了李秉常在高昌恢复年号，委曲求全的继续执行与契丹这份早应终止的条约！
他支持的唯一一件大事，是再发行五百万缗新债券，用来筹措资金，修复陕西的灌溉水道。绍圣五年，朝廷国库倒并不缺钱，只不过石越与两府皆认为国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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