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这七年来，所谓的“新党”的势力，并没有削弱、分崩离析，反而渐趋稳固，隐隐的更像是一个真正的政党了。
首先是做为对王安石的妥协，这七年中，凡是王安石举荐的人，绝大部分都得到了相应的任命，如今大宋朝，至少有二到三成的知州、知县，是属于新党阵营，或者同情、支持新党的政策的，这个比例在在路一级的官员中，也占到二成左右，而在朝中，侍郎、少卿以下，这个比例至少也有两成。
而这个所谓的“新党”，还只是指你几乎可以将他们毫无疑问的视为“新党”，而政治上绝对支持王安石的人，但自绍圣以来，有许多人，连石越也分不清他们是不是“新党”。
从韩维、韩仲彦这样的顾命之臣，到章惇、李清臣、曾布、张商英们，还有地方上如陈元凤这些人这些人究竟是不是“新党”，完全只在于你对“新党”的定义是什么。
若认为“新党”只是隶属于王安石个人的政治势力，那么这些人都可以从“新党”中排除。但若以一定之政治主张来定义“新党”，那么这些人仍然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新党”。甚至如曾布、张商英，石越虽然可以确定他们算是自己这一派，但是若论他们的主张，仍然是新党的。
石越暗地里分析过绍圣以来，经过改变的新党的政治主张。
在石越看来，如今的新党，他们的政策主张其实是以“富国强兵”为基础，鼓吹继续变法。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强调由官府直接管理大量经济部门，主动对经济进行调节，以谋求在不增加赋税的同时，让国库丰裕。除此以外，在这方面，他们还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目的论，以国库是否丰裕为主要是非标准。除此之外，他们还普遍主张进一步改革役法，坚持推进免疫；要求提高吏的待遇，增加****，让**承担更多的义务；赞同以激烈手段铲除如宗室、冗官等特权阶层，反对荫官等等。而军事外交上，绍圣新党几乎全部持扩张与强硬政策，甚至他们经济政策之目的，就是训练精兵，对外扩张。但他们的目的色彩太强烈，以至于在这方面并没有清晰的政策，有时候反而自相矛盾——他们既支持现有之兵役制，同时又仍然鼓吹恢复全民皆兵的古制
从本质上说，绍圣新党与熙宁新党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他们明智的摒弃了一些已经证明不成功的东西而已，而这让绍圣新党更加具有吸引力——人们是善忘的，既然熙宁王安石与吕惠卿的变法并没有造成真正严重的后果，那么所有的过错，很容易就被遗忘，甚至被巧言辩护。
如果说凡是持这种政策主张的人，都算是新党，那么石越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将章惇、曾布、张商英们排除在外。也许，连唐康也得算进去。
石越心里也很清楚新党在这七年间能够形成真正稳固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如熙宁年间一样充斥这政治投机者——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王安石的让步。一方面，王安石在杭州的五年多时间，重建了他的声誉；另一方面，司马光的全面战略收缩，在国力已经增强的情况下，也并不是那么得人心，朝野之内，对此不满的人，比比皆是。特别是与契丹的条约，连事业也让许多人倍感失望。
旧党如今还能够继续掌控这个国家，主要依靠的，不过是高太后与司马光的个人威信而已。
绍圣以来，虽然新党实际上分裂成王安石派、吕惠卿派、极端派这三派，但王安石派在这七年来一家独大，使得新党相对稳定。而**的旧党，内部却是矛盾重重，而且其冲突更是公开化。这些君子们，既有范纯仁为首的温和派与刘祗为首的台谏派之争，还夹杂着一些极端的守旧派在其中兴风作乱，同时，还有以地域和师门划分为的洛党与朔党之间的人事矛盾、意气之争搀杂其中总之，其内部关系之复杂，连石越有时也搞不清楚。这七年来，这些君子们因为小事反目成仇，互相指斥对方为小人，恨不能将对方赶到凌牙门去——这样的闹剧，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
但若司马光也死了，石越几乎敢肯定，不待新党来收拾他们，旧党自己也就会斗个头破血流。
不过，毕竟大宋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君主虽然不能为所欲为，但只要有高太后在，旧党就可以保住他们的地位，这一点是没有人能够挑战的。
所以，幸好现在暂时还不要**心旧党的事。
新党的即将失控，已经够了。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辽国的即将南侵，石越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要求对辽国强硬，甚至要求北伐，几乎可以肯定是没有王安石压制以后，新党将首先发难的目标。这是他们不满已久的事情。
如果辽军南下——虽然这仍然会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口实，新党一定会痛骂这是司马光与他长期对辽绥靖、软弱的结果——反正都到了那种情况，也没什么号在乎的了。
聊足安慰的是，至少这些新党官员到时候应该都会是主战派。
可是，石越却丝毫没有办法感到庆幸。
他脑子里不断浮现的，是王安石写给他的一封遗信。
可能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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