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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相国寺。大宋故左垂相司马光的灵枢，刚刚由此出发，在司马光的侄子司马
富，以及尚未成年的嫡孙司马植的护送下，返回陕州老家安葬。前来送行的注京百
姓，挤满了从大相国寺至万胜门的道路，注京的内城、外城、甚至西城以外，数十
万的百姓，密密麻麻的跪在道路两旁，焚香烧纸，泣如雨下，哭声震天。
虽然司马光遗表上，请求薄葬，并且希望不荫封其后代，但是，宋廷仍然违其
遗命，不仅赏赐司马家银一万两、绢两万匹用来大办丧事，而且由朝廷选派内官、
相士前去堪察风水，并调动司马光故乡陕州附近四州的厢军、征募民夫共数千人
经营墓地。
宋廷追赠司马光为太师、陈王，由高太后亲自定溢为“文正”，配享高宗庙
廷，位王安石之前。同时，宋廷又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舒王，并与司马光一道陪祀
孔庙，微妙的区别是，在孔庙，则是王安石位在司马光之前。
司马光得到的另一个殊荣是，由太皇太后与皇帝下旨，允许陕州建陈王庙，祭
祀司马光。
在大相国寺时停枢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帝全部亲临太相国寺，拜祭这位
“人臣楷模”。对于司马光唯一的直系血脉，司马康的幼子司马植，不仅由高太后
特旨赐爵骑都尉，皇帝还亲自替他选了个老师—桑充国。这件事情是石越与范纯
仁都始料未及，而又求之不得的。
小皇帝只是无心之举，但是由王安石的女婿来做司马光嫡孙的老筛乙这种政治
上的象征意义，无疑令许多人侧目。
司马光的祭文由范纯仁与苏轼分别撰写，此外，行状由范纯仁撰写，墓志铭则
由石越撰写。三人在祭文、行状、墓志铭中，除了盛赞司马光的道德、功业、文
章，更是异口同声的极力推许他与王安石之间和而不同，共辅高宗，致宋中兴之美
德。范纯仁的行状中，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大谈赵项、王安石、司马光这君臣三
人之“相得”，在他这篇叙述司马光一生事迹的行状中，赵项对司马光，是与王安
石一样的“君臣相得”，而王、马之间，则是政见不同，但皆同心为国的“君子之
交”，他极力赞扬王、马二人，不因私交之厚而废公见，亦不因政见之别而生党
争，宣称二人之关系，实是人臣交往之万世典范。
这篇《司马文正公行状》，由《新义报》、《注京新闻》、《西京评论》为首
的全国性报纸全文刊发，石越百忙之中，又与陆佃深谈一宿，请陆佃替王安石重写
了《王文公行状》，与范纯仁相呼应。然后又将两篇行状一道合刊成《王文公、司
马文正公行状》，印了十万册，免费颁发给各州县之学校与藏书楼。
为了应对新党的攻击，石越与范纯仁还不断的宣称，司马光早就预料到了契丹
的南犯。高太后也非常默契的配合他们，在召见几位知州之时，她突然主动提起这
个话题，宣称外界对司马光多有“冤枉”，她表示司马光在密对之时，是支持废除
与辽国的盟约的，并且此事最终得到推行，正是司马光“力主之”，她方才允诺。
又说司马光在密对时数度提醒她，契丹有可能南犯，并且积极筹划应对之策。只不
过契丹人过于狡黯，未能在司马光预料之九月后南犯，而是提前犯境，司马光又不
幸得病去逝一她宣称司马光在公开场所之反对，只是为了保密，并且防止国内出
现人心不稳。
高太后的话，无疑是极具权威性的。
无论是谁，都绝不敢公开质疑高太后撒谎。况且，大宋朝也绝不会有人相信
高太后会为了一个臣子而撒谎—哪怕那个臣子是司马光。另一方面，她所谓的“
密对”，自然是别人谁也无法证实的。
于是此事就此定论。
石越心里算是彻底的松了一口气，他比谁都明白—高太后开了这个口后，终
大宋之世，只要还是赵家的子孙在当皇帝，这个案就永远翻不了。人们既不可能找
到证据指责高太后说谎，更不敢如此指责，毕竟那是大不敬的罪名。
虽然肯定会有许多大臣在自己的私人著作中，记录着不同的说法，这一点石越
倒是非常能肯定，这些大臣们根本不会理会什么“大不敬”，想想宋太宗虽然硬生
生的修改国史，将自己改进了陈桥兵变，并且还成为重要的策划人—可就是这样
极为敏感之事，这些士大夫也敢在笔记小说中有意的留下不同的记录—比如，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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