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力夸赞与匈奴和好之汉宣帝、霍光，而抨击对匈奴作战之汉武帝，指责汉武帝的
战争，带给汉朝民众巨大的灾难，对于国家、百姓，全无半点好处。
这篇《汉唐和亲论》文采栖件，立论、论证，皆十分有力，颇有西汉之风，许
多人疑心是苏轼的作品，但也有人认为近于韩拖古烈的文风一不过，不管此文出
自何人手笔，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石越的绝不言和诏或者能激励士气、振奋军心
但对于朝堂公卿来说，即使再坚定的主战派，也不能否认拒绝任何和议的声明其实
是偏激的、意气用事的。
陈元凤知道许多的大臣都是支持战争的，但是他也了解到，他们同样也认为
议和也是一种必要的手段。甚至不妨一边打仗，一边议和。为了国家计，总得多准
备几条退路。打了胜仗有打胜仗的议和法，两军僵持有两军僵持的议和法，万不得
已，打了败仗也要准备打了败仗的议和法。
不过，这些原本都限于私下的议论。注京的大氛围，是对辽国的蔑视，对胜利
的自信，对战争的热切—普通的市民、年青的士子、中低级的官员，大多沉浸在
这种情绪中。陈元凤所感觉到的这些微妙的态度，则主要存在于能真正决定大宋命
运的那些衰衰诸公之中。
百姓愚蠢而极易蝙动，年青的士子自以为聪明实则同样的蠢笨，至于中低级官
员，绝大部分都不过是鼠首两端的墙头草，他们总是软弱的，为了自己的前程与乌
纱帽。这都要谢谢石越—在报纸被管制的背景下，要操纵这些人，实在太容易
了。
因此陈元凤很清醒的知道，哪些人的态度是重要的，哪些人的态度则是可以忽
略的。
虽然到七月二日为止，枢密会议还从未提过“和议”二字。
但这一切，终止于七月四日。
当天，枢密会议得出结论，认为段子介兵败唐河之后，深州已难坚守，左垂相
韩维的态度率先动摇，他对太皇太后表示：为长远计，大宋要同时做好战争与和议
的准备。他宣称纵然战争最终获胜，大宋也不可能吞并辽军，两国最终仍要有一份
和议，否则边患不止，非大宋之福。既然总是要议和的，那不如早做准备，边打边
谈，倘若能由使者得到的，就不必非要用战争来获取。
他的主张立即得到了高太后的赞同。
尽管高太后与枢密会议都声称这个变化并不是要停止与辽国的战争，而只是要
给辽国“改过自新”的机会。伯该次政策的调整，仍然激起了一些强烈的反应。皇
帝对此大为不悦，单独召见韩维，面责之，却也因此被高太后喝斥了一顿。
这次风波普通百姓甚至中低级官员都无从知晓，宋廷不可能公开发封诏书宣称
他们要与辽人议和，当然更不可能告诉臣民们，他们的皇帝反对议和。但陈元凤在
注京也有不少朋友，有些人甚至就在两府当差，而且在许多人来看，他还是范枢使
亲信、赏识的人，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刻意巴结他的人也不少，这些流言总能传
到他的耳朵里，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尽管，所有的关于“和议”的流言加在一起，在注京数不清的流言中，也只是
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对于绝大部分的注京市民甚至是一般的官员来说，他们在听到
这些流言后，都会不屑一顾。对于朝中大臣那微妙心思的揣测，也是一件玄之又玄
的事。
但有时候，真相与人心，便隐藏其中。
而陈元凤的确是一个擅长此道的人。
七月五日的晚上，当千里之外的深州，城墙已破，拱圣军血战一日之后，仅存
的将士们随便坐卧在城墙上、地上，拌着冷水啃着干粮的时候：当三百里外的大名
府，石越正给王厚、何畏之设宴接风洗尘的时候：在注京的葬馆，陈元凤摒退左
右，点起蜡烛，正在苦心构思着自己的奏折。
与预想的不同，来注京三日，他只见过太皇太后一面，而且只是简短的几句问
话，此后，他便全是与枢密会议、两府打交道。显然，他需要做点什么，才能计高
太后、皇帝留下a刻的印象。
他当然也有一点进展，连续两日，他拜会韩维、范纯仁，极力劝二人说服高太
后，将更多的殿前司禁军调往河北，他向二人不断的保证大名府防线绝对安全，所
以京师也绝对安全，不需要更多的兵力来守！。同时，也是他建言，可以将新增的
殿前司军队交由田烈武统辖。有些事情，他看得很透彻，在太皇太后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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