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果，可是诸府县也存在一些复杂而严重的问题。
周问云这样的榆木脑子官员，林缚之前也不是没有遇到过，“粮足伤农”的言论，也不是第一天听说。对这样的官员，打不得，骂了也没有用，骂了反而叫他们自以为长脸。
在这些官员的眼睛里，农户只配吃粗粮杂食，只配穿粗葛糙麻。
也不克不及怨这些个榆木疙瘩，除林缚，谁又能清醒的认识到，整个社会要形成初步的工业体系，要形成更高品级的物资生产体系，首先就要包管充沛的粮食供应，包管粮食生产效率提高到一定的高度。
事实上，当世的农耕水平，至少在江淮地区，是足以包管工矿等新兴财产成长所需的。
一名青壮农民，即使不借助耕牛，也能较为轻松的耕种十亩地。以十亩一年两熟的上熟田计，年收三十石粮，一人耕种就能供六七人吃食一年。
实际上，先秦时期，还是以青铜器为主，在刀耕火种的模式下，一夫就授田百亩（先秦一百亩计此时三十亩地）。在当世，借助更精良的铁制农具以及更充沛的畜力水平，在徐泗等土地充沛的屯区，一名青壮劳力普遍能完成人均耕种三十亩田的任务，农闲季节照旧能抽出来去修路挖渠等工造事务。
眼下江宁控制的大半个中原地区，人口不过五千万左右，人均占有的土地相对充沛。
也就是说，根本不需要从美洲引进玉米、土豆等什么高产作物。只要把一年两熟甚至三熟的复种农耕法，在江淮浙闽等平原地区，老老实实的推广开去，所生产出来的余粮，就足以供一个庞大初级工业体系消耗了。
虽说冬麦夏稻或冬棉夏稻、一年两熟甚至三熟的复种传统，在江淮浙闽地区存在已久，但受限于涝田不宜种棉麦、旱地不宜种稻米，受限于传统农户改造田地的能力十分有限，实际能一年两熟甚至三熟的复种良田，在江淮地区的比例仍然很小。
在平原地区，推广一年两熟甚至三熟的复种良田，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关键是要有完善的灌溉及排涝河渠系统。
这个工作，非要处所官府出面主持，分离的农户绝没有能力去完成。
故而在诸多新政里，较为核心的一项，就是要处所官府，在农闲季节，，组织处所农户以工代赈、以工代税、以工代赋的各种形式，去修造道路、改善交通，兴修水利设施，改造出更多不受旱涝侵害的复种良田。
这项工作的好处，从林缚早年在崇州大修水利、扩广复种耕法的效果即可窥一斑。
崇州五县的大部分地区，以往实际都归属崇州，整个地区的人口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增涨将近一倍。崇州五县规模之内，不事农耕，而从事新兴工矿、海贸等业的人口已经达到二十五万之多。
即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崇州所产的粮食，除供境内消耗外，每年还有能力向外输出近两百万石的粮食。
要是整个江淮以及浙东、闽东地区，都能达到跟崇州相当的水平，仅东部沿海地区能维持现有的工矿、商贸初级体系之外，每年应还能向外输出高达两千万石以上的余粮。
这本该是一桩各方面都要极力去推动的新政、善政，但到周问云这里，却成了“粮足养口、足缴赋税就足够了，再多就会粮贱伤农、粮足伤农”了。
处所官府向农户征田粮税及口赋，已经实现以银代粮。故而每到田赋征缴时，米粮集中上市，造成粮价的大跌，故而有“粮足伤农”之说。
只是这种事理，只是浮于最浅显的表层，却代表当世儒士的主流认知水平。
固然，农户所生的粮食，除留作口粮自食以外，就要全部拿来交租、交赋税，自然会造成“粮足伤农”的假象——但实际上，这个“粮足”，与林缚所期待的粮食充沛供应，差以千里。
新田税之后，基本田税归为处所官府财路，所以就不存在中枢从府县农业抽取税银的问题。而处所官府征收基本田税，就可以避开收割期，因粮食集中上市而造成的“粮足伤农”，就会极大缓解。甚至在某些地区，可以建平市仓，以官价向农户征收粮食代税，避免农户利益受损，而同时又包管处所能有充沛的余粮储蓄。
而稳定高产的耕作，农户除交纳赋税外，还将有足够的粮食拿去交换新布、铁瓷器、纸笔等物品；粮食能稳定高产，人食细粮之余，还能将粗粮拿来喂养牲口，弥补肉食的不足……
传统上人多食羊肉，少食猪肉，就在于羊能完全用草料喂养，不跟人争食，而猪虽说在春夏时也食猪草、河藻，但也不克不及完全不供应饲料。
林缚在崇州推广养猪，主要还是圈养法能积肥，增产的粮食能推消失落一部分饲料的消耗。实际上淮东养猪用作饲料的麦麸、豆渣饼等物，在其他处所根本就是穷困人口的主粮。
而在农耕发财的江淮平原，不养猪，而纯真养食草的羊为肉食主要来源，能提供几多肉食？要想大规模养猪以供肉食，就需要地区有充沛而稳定的余粮供应。
耕牛及骡马等大型牲口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