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实缺虽由康熙为三藩之乱，筹措军费而起，但至雍正朝即成为“常例”，捐纳收入几为国家岁收的一部分，只是比例不大，平均总在百分之十五左右。
捐例之滥，始于嘉庆朝，它的收入常为岁收的一半，嘉庆七年那一年，更高达岁收总额百分之八十以上。
“捐例一滥，其弊不可胜言。”王有龄泰然说道，“我自己虽是捐班出身，但也实在叫我无法看得起捐班的。只要有钱，不管什么胸无点墨的人，都可以做官。做官既要先花本钱，那就跟做生意一样，一补上实缺，先要捞回本息。请问吏治如何澄清得来？”
“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吴委员说，“赴试登进，自是正途，但‘场中莫论文’，要靠‘一命、二运、三风水’，所以怀才不遇的也多的是。捐例开了方便之门，让他们有个发挥机会，不致埋没人才，也是莫大功德之事。”
这是在暗中恭维王有龄，他当然听得懂，而且也不必客气，“象兄弟这种情形到底不多。”他说，“纵有一利，奈有百害何？如今为了军费，越发广开已滥的捐例，搞得满街是官，那还成何话说！”
“东翁见得极是。”杨用之倒是真的心悦诚服，所以不自觉其矛盾地改了论调，“本朝的商税，原就不重，杂赋中的牙帖税、当税、牲畜税以外，买卖的商税，只有买别地货物到店发卖的‘落地税’，也就是‘坐税’。至于货物经过的‘过税’，只有关税一种，如今酌增厘捐，亦不为过。”
“就是这话罗！”王有龄口中这样在说，心中却己想到厘捐是否亦可在浙江开办？
一场议论，算是有了结果。胡雪岩换了个话题，他很佩服钱江，所以这样发问：“杨老夫子可识得那位钱先生？”
“你是说钱江？”杨用之答道，“我们不但认识，而且还沾些亲。他字秋平，又字东平。祖上曾做过山东巡抚，他老太爷也在山东做过官，此人从小不凡，样样聪敏，就是不喜欢做八股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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