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有所表示，现在丝上赚了一笔，当然要送红利。”
“不敢当，不敢当。”朱福年忽然装得忧形于色地，“应春兄，你是刚回上海？”
“是的。”
“那么，怡和洋行的吉大班你碰过头没有？”
“碰过头了。”我就是为这件事，来向你老兄讨教的。吉伯特说欧洲的丝价跌了，要杀我们的价。你看，该怎么办？“
“这……我正也为这一层在伤脑筋。洋人坏得很，我们要齐了心对付他。
他要杀价，我们就不卖。“
“你这里实力充足，搁一搁不要紧，我们是小本钱，搁不起。”
“好说，好说。”朱福年试探着问，“应春兄，你那里的货色，是不是急于想脱手？”
古应春点点头，面色凝重而诚恳，“实不相瞒，”他说，“这票丝生意，如果先没有成议，各处的款子都还可以缀一缓，因为十拿九稳了，所以都许了人家最近料理清楚。想不到煮熟了的鸭子又飞掉，只好请老兄帮忙，让我们过一过关。”
“不敢当，只怕我力量有限，作不得主……”
“当然不会让老兄为难，”古应春抢在前面说，“跟洋人做生意，不是这一回，再困难也不能走绝路。老兄也是内行，晓得洋人的厉害，所以我们这票丝，跌价卖给洋人，无论如何不肯。我跟吉伯特已经说过了，不管向哪个中国人买丝，都非照原议的价钱不可。只要大家齐心，不怕洋人不就范。
我想这样，便宜不落外方，我们少赚几个，老兄帮了我们的忙，总也要有点好处。“
接着古应春便说了办法，拿他们的丝卖给朱福年，照吉伯特的原价打个九五折，换句话说是，给朱福年五厘的好处，算起来有一万六千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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