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坏处。”
“正是这么回事，”福尔摩斯说，“先生，既然你来了，我们最好听你亲口谈谈情况。我的这位朋友对详情还不知道。”
加里德布先生以一种并不十分友好的眼光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
“他有必要了解吗？”他问道。
“我们经常合作。”
“好吧，也没有什么必要保守秘密。我尽量简短地把基本事实告诉你。如果你是堪萨斯人，不用说你也会晓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加里德布是什么人。他是真正靠庄园起家的，后来又在芝加哥搞小麦仓库发了财，但他把钱都买成了大片土地，在道奇堡以西的堪萨斯河流域，足有你们一个县那么大片儿的土地，牧场、森林、耕地、矿区，无所不包，这些都是给他赚钱的地产。
“他没有亲属后代——至少我没有听说过有。但他对自己的稀有姓氏十分自豪。这就是使他和我相识的缘故。我在托皮卡搞法律方面的业务，有一天这个老头突然找上门来。由于又认识了一个姓加里德布的人，他乐得合不上嘴。他有一种怪癖，他想要认真地找一找，世界上还有没有别的加里德布了-再给我找一个姓加里德布的！-他说。我对他讲，我是一个忙人，没有工夫整天到处乱跑去找加里德布们-不管怎么说，-他说道，‘要是情况按我的布置发展，你不想找也得去找-我当他是开玩笑，谁知不久以后我就发现，他的话是非常有分量的。
“因为他说这话还不到一年就死了，留下一个遗嘱。这真是堪萨斯州有史以来最古怪的一张遗嘱了。他要求把财产平分三份，我可以得其中一份，条件是我再找到两个姓加里德布的人分享那两份遗产。每份遗产是不多不少五百万美元，但非得有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否则分文不得动用。
“这是个重大的机会，我干脆就把法律业务放在一边，出发去找加里德布们。在美国一个也没有。我走遍了美国，先生，用细梳子把美国刮了一遍，但一个加里德布也没抓到。后来我就来到旧日的祖国碰运气。在伦敦电话簿上真的就有他的姓氏。两天之前我找到他，向他说明了情况。但他也是孤独一人，跟我一样，有几个女亲属，却没有男子。遗嘱里规定是三个成年男子。所以，你看，还缺一个人，要是你能帮我们再找出一个来，我们立刻给你报酬。”
“你瞧，华生，”福尔摩斯含笑说，“我说什么来着，不是有点胡思乱想吗？不过，先生，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是在报纸上登启事。”
“我早登过了，没有人应征。”
“哎呀！这可真是一个古怪的小问题呀。好吧，我在业余时间可以留心一下。对了，你是托皮卡人倒也凑巧，我以前有一个通讯朋友，就是已故的莱桑德·斯塔尔博士，他在一八九○年是托皮卡市长。”
“老斯塔尔博士么！”客人说道，“他的名字至今受人敬重。好吧，福尔摩斯先生，我看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向你报告事情的进展情况。一两天内你听我的信儿吧。”说完，这位美国人鞠了一躬就走了。
福尔摩斯已经点燃烟斗，他脸上含着古怪的笑容坐了半天。
“你看怎么样？”我终于问他了。
“我感到奇怪，华生，我很奇怪！”
“奇怪什么？”
“我一直在奇怪，这个人跟咱们讲了这么一大堆谎话到底是什么目的。我差点脱口这样直接问他——因为有时候单刀直入最有效——但我还是采取了另一策略，让他自以为骗过了咱们。一个人跑来，身着穿了一年以上的磨了边儿的英国上衣和弯了膝的英国裤子，而在信上和他本人口述都说自己是一个刚到英国的美国外省人。寻人栏根本没登过他的启事，你知道我是从不放过那上面的任何东西的。那个地方是我喜欢的惊弓之鸟的隐蔽所，难道我连这样的一只野鸡都忽略了吗？我从来不知道托皮卡有个什么斯塔尔博士。到处都是破绽。我看他倒真是个美国人，只不过在伦敦多年未改变口音而已。那么他搞的到底是什么名堂，假装找加里德布的动机是什么呢？这是值得咱们注意的，因为，如果他是恶棍，那也是一个心理复杂、诡计多端的家伙。现在咱们需要搞清楚，另一位也是假的吗？给他挂个电话，华生。”
我挂了电话，听到电话另一端一个细弱发颤的声音说道：
“不错，不错，我是内森·加里德布先生。福尔摩斯先生在吗？我很希望跟他谈一谈。”
我的朋友把电话接过去，而我象往常那样听着他那断断续续的对话。
“是的，他来过。我知道你不认识他……多久了？……才两天哪！……当然，这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件事。你今晚在家吗？你的同姓人今晚不会在你家吧？……那我们就来，我希望不当着他的面谈一谈。……华生医生跟我一起来……听说你是深居简出的……好，我们六点左右到你家。不用对美国律师讲……好，再见。”
这是一个可爱的暮春的黄昏，连狭小的赖德街在晚霞斜照之中也呈现出金黄动人的色泽。这条街只是艾奇沃路的一个小分支，离开那个在我们记忆中不祥的泰伯恩地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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