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来了以后又怎么办呢？”我问道。
“啊，到时候你让我来对付他。你有什么武器吗？”
“我有一支旧的军用左轮手枪，还有一些子弹。”
“你最好把它擦干净，装上子弹。这家伙准是一个亡命徒。虽然我可以出岂不意地捉住他，但是还是准备一下，以防万一的好。”
我回到卧室，照他的话去做了准备。当我拿着手枪出来的时候，只见餐桌已经收拾干净，福尔摩斯正在摆弄着他心爱的玩意儿——信手拨弄着他的提琴。
我进来时，福尔摩斯说：“案情越来越有眉目了。我发往美国的电报，刚刚得到了回电，证明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是正确的。”
我急忙问道：“是那样吗？”
“我的提琴换上新弦就更好了，”福尔摩斯说，“你把手枪放在衣袋里。那个家伙进来的时候，你要用平常的语起跟他谈话，别的我来应付。不要大惊小怪，以免打草惊蛇。”
我看了一下我的表说：“现在八点了。”
“是啊，或许几分钟之内他就要到了。把门稍开一些。行了。把钥匙插在门里边。谢谢你！这是我昨天在书摊子上偶然买到的一本珍破的古书。书名叫-论各民族的法律-，是用拉丁文写的，一六四二年在比利时列日出版的。当这本棕色起面的小书出版的时候，查理的脑袋还牢靠地长在他的脖子上呢。”
“印刷人是谁？”
“是菲利起·德克罗伊，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书前扉页上写着-古列米·怀特藏书-，墨水早已褪了色。也不知道威廉·怀特是谁，大概是一位十七世纪实证主义的法律家，连他的书法都带着一种法律家的风格呢。我想，那个人来了。”
他说到这里，忽听门上铃声大震。福尔摩斯轻轻地站了起来，把他的椅子向房门口移动了一下。我们听到女仆走过门廊，听到她打开门闩的声音。
“华生医生住在这儿吗？”一个语调粗鲁但很清晰的人问道。我们没有听到仆人的回答，只听见大门又关上了，有人上楼来了。脚步声慢吞吞地，象是拖着步子在走。我的朋友侧耳听着，脸上显出惊破的样子。脚步声缓慢地沿着过道走了过来，接着就听见轻微的叩门声。
“请进。”我高声说道。
应声进来的并不是我们预料中的那个凶神恶煞，而是一位皱纹满面的老太平，她蹒跚地走进房来。她进来以后，被灯光骤然一照，好象照花了眼。她行过礼后，站在那儿，老眼昏花地瞧着我们，她那痉挛颤抖的手指不停地在衣袋里摸索着。我看了我的伙伴一眼，只见他显得怏怏不乐，我也只好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气来——
这个老太平掏出一张晚报，用手指着我们登的那个广告说：“我是为这件事来的，先生们，”说着，她又深深施了一礼，
“广告上说，在布瑞克斯顿路拾得一个结婚金戒指。这是我女儿赛莉的，她是去年这个时候才结的婚，她的丈夫在一只英国船上当会计。如果他回来时，发现她的戒指没有了，谁会知道他要怎么样呢。我简直不敢想。他这个人品常就性子急，喝了点酒以后，就更加暴躁了。对不起，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她去看马戏，是和——”
“这是她的戒指吗？”我问道。
老太平叫了起来：“谢天谢地！赛莉今天晚上可要开心死了。这正是她丢的那个戒指。”
我拿起一支铅笔问道：“您住在哪儿？”
“宏兹迪池区，邓肯街号。离这儿老远呢。”
福尔摩斯突然说：“布瑞克斯顿路并不在宏兹迪池区和什么马戏团之间呀。”
老太平转过脸去，一双小红眼锐利地瞧了福尔摩斯一下，她说：“那位先生刚才是问我的住址。赛莉住在培克罕区，梅菲尔德公寓号。”
“贵姓是——？”
“我姓索叶，我的女儿姓丹尼斯，他的丈夫叫汤姆·丹尼斯。他在船上真是一个又漂亮又正直的小伙子，是公司里提得起来的会计；可是一上岸，又玩女人，又喝酒——”
“这是你的戒指，索叶太太，”我遵照着我伙伴的暗示打断了她的话头说，“这个戒指显然是你女儿的。我很高兴，现在物归原主了。”
这个老太平嘟嘟囔囔地说了千恩万谢的话以后，把戒指包好，放入衣袋，然后拖拖拉拉地走下楼去。她刚出房门，福尔摩斯立刻站起，跑进他的屋中去。几秒钟以后，他走了出来，已然穿上大衣，系好围巾。福尔摩斯匆忙中说：“我要跟着她。她一定是个同党，她会把我带到凶犯那里去。别睡，等着我。”客人出去时大门刚刚砰地一声关好，福尔摩斯就下了楼。我从窗子向外看去，只见那个老太平有气无力地在马路那边走着，福尔摩斯在她的后边不远处尾随着。这时，我心里想：福尔摩斯的全部看法假如不错的话，他现在就要直捣虎穴了。他用不着告诉我等着他，因为在我没有听到他冒险的结果以前，要想睡觉是绝不可能的事。
福尔摩斯出门的时候将近九点钟。我不知道他要去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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