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从他脸上那种忿恨和害怕的神情看来，我才说他是被迫的。我就是利用这种淘汰一切不合理的假设的办法，终于得到了这个结论，因为其他任何假设都不能和这些事实吻合。你不要以为这是闻所未闻的妙论。强迫服毒在犯罪年鉴中的记载，绝不是一件新闻，任何毒物学家都会立刻想到敖德萨的多尔斯基一案和茂姆培利耶的雷吐里耶一案的。
“现在要谈谈-为什么-这个大问题了。谋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抢劫，因为死者身上一点东西也没有短少。那么，这是一件政治性案件呢，还是一件情杀案呢？这就是我当时面临着的问题了。我的想法比较是起重后一个。因为在政治暗杀中，凶手一经得手，势必立即逃走。可是这件谋杀案恰恰相反，干得非常从容不起，而且凶手还在屋子里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这就说明，他自始至终一直是在现场的。因此，这就一定是一件仇杀案，而不是什么政治性的，只有仇杀案才需要采取这样处心积虑的报复手段的。当墙上的血字被发现后，我对我自己的这个见解也就更加深信不疑了。这是故布疑阵，一望便知。等到发现指环以后，问题就算确定了。很明显，凶手曾经利用这只指环使被害者回忆起某个已死的、或者是不在场的女人。关于这一点，我曾经问过葛莱森，在他拍往克利夫兰的电报中，是否问到锥伯过去的经历中有过任何突出的问题没有。你还可以记得，他当时回答说他没有问题。
“以后，我就开始把这间屋子进行了一番仔细的检查。检查结果，使我肯定认为凶手是个高个子，并且还发现了其他一些细节：例如印度雪茄烟，凶手的长指甲等等。因为屋中并没有揪打的迹象，因此当时又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地板上的血迹是凶手在他激动的时候流的鼻血。我发觉，凡是有血迹的地方，就有他的足迹。除非是个血液旺盛的人，一般很少有人会在感情激动时这样大量流血的。所以，我就大胆地认为，这个罪犯可能是个身强力壮的赤面人。后来事实果然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离开屋子以后，我就去做葛莱森疏忽未做的事了。我给克利夫兰警察局长拍了一个电报，仅仅询问有关伊瑙克·锥伯的婚姻问题，回电很明确。电报中说，锥伯曾经指控过一个叫做杰弗逊·侯波的旧日情敌，并且请求过法律保护，这个侯波目前正在欧洲。我当时就知道了，我已经掌握了这个秘密案件的线索了。剩下要做的就只是稳稳地捉住凶手了。
“我当时心中早已断定：和锥伯一同走进那个屋中去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赶马车的。
“因为我从街道上的一些痕迹看出，拉车的马曾经随便行动过，如果有人驾御，是不可能有这种情况的。赶车的人要是不在这个屋中，那么，他又能到哪里去呢？还有一点，如果认为任何神经健全的人，会这样在一个肯定会泄露他的秘密的第三者的面前进行一桩蓄谋已久的罪行，这也太荒谬可笑了。最后一点，如果一个人要想在伦敦城中到处跟踪着另外一个人，除了做一个马车夫外，难道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考虑了这些问题以后，我就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来：杰弗逊·侯波这个人，必须到首都的出租马车车夫当中去寻找。
“如果他曾是马车夫，就没有理由使人相信他会就此不干了。恰恰相反，从他那方面着想，突然改变工作反而更可能引仆人们对他的注意。他至少要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搞他的这个行业。如果认为他现在用的是一个化名，这也是没有道理的；在一个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的国家里，他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呢？于是，我就把一些街头流浪儿组成了我的一支侦查连队，有步骤地派遣他们到伦敦城每家马车厂去打听，一直到他们找到了我所要找的这个人为止。他们干的有多么漂亮，我使用这支队伍又是多么迅速方便，这些你都还记得很清楚吧。至于谋杀斯坦节逊这一层，确实是一件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事件。但是，这些意外事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很难避免的。你已经知道，在这个事件里，我找到了两枚药丸。我早就推想到一定会有这种东西存在的。你看，这件案子整个就是一条在逻辑上前后相连、毫无间断的链条。”
“真是妙极了！”我不禁叫了起来，“你的这些本领应当公布出来，让大家都知道一下。你应当发表这个案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来替你发表。”
“你愿意怎样办，就怎么办吧，医生，”他回答说，“你且看看这个！”他一面说着，一面递给我一张报纸，“看看这个！”
这是今天的一份《回声报》，他指的那一段正是报道我们所说的这个案件的。
报上这样说：由于侯波这个人突然死去，社会人士因而失去了一件耸人听闻的谈论资料。侯波是谋杀伊瑙克·锥伯先生和约瑟夫·斯坦节逊先生的嫌疑犯。虽然我们从有关当局获悉，这是一件由来已久的桃色纠纷犯罪案件，其中牵涉到爱情和摩门教等问题。但是这个案件的内幕实情，现在可能永远不会揭晓了。据悉，两个被害者年轻时曾经都是摩门教徒。已死的在押犯侯波，也是来自盐湖城的。如果说这个案件并无其他作用的话，至少它可以极为突出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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