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伍军人了，这些新来的老百姓也可以放贷。不过要收利息，不能白给，毕竟他们和同举人、同秀才不同，还没有为朝廷贡献过力量。”邓名想了想，又道：“应该对那些勤奋做事的人有更多的鼓励，比如那些愿意在闲暇时间去商行做工的人，可以得到数额较大或是利钱较低的贷款。至于一般人嘛，我觉得把贷款额度设为一千元就可以，年利息收百分之五好了。”
很多刚刚抵达成都的移民身无余物，但即使他们只是种地而且只开垦了十亩，到年底也能够向朝廷缴纳一百元。而这不过是他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十几分之一，因此邓名认为向这些移民提供贷款是很有赚头的一件买卖，更不用说还能因此刺激工业发展。
对此秦修采固然不反对，但他仍然担心粮价。他向邓名指出，仓库里的粮食就算保存得再好，也会逐渐地吃光，要是欠条大量流通，粮价上涨是必然的趋势。而到了那个时候，若是刘知府不肯用粮食回收欠条，粮价飞涨就无法控制。
“对，你说得对。万一将来粮价控制不住，我不会责怪熊行长的，让他放心大胆地做事。现在恢复生产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当初不让他发太多欠条就是怕物价飞涨，影响了生产。”邓名宽慰秦修采道：“我从江南带回了大量粮食，今年就是没有产出，也足够大家吃了。”
但秦修采的疑虑依旧没有完全打消。熊兰和他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曹操认为军心比粮官的性命更重要，为了维持军心而不惜杀掉一个粮官；现在邓名嘴上说没关系，也可能是真心实意，但若是需要在平息民愤和保住熊兰之间选择的话，熊兰对自己胜出并没有太多的信心。
“你还有什么事吗？”见秦修采几次欲言又止，邓名主动问道。
“熊行长打算建立一个义仓，用来存米。”秦修采小心翼翼地说道。熊兰知道此举侵入了知府衙门的权力范围，不但会遭到刘晋戈竭力反对，也可能会让邓名不满：“这个义仓只做两件生意，用八十元购入一石大米，或是以一百二十元的价格出售一石大米。绝不改变售出或购入的价格，也不能拒绝交易。”
秦修采的建议让邓名顿时愣住了。当初他曾经设想让都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以一百元购入一石粮食，但考虑到粮价不可避免的价格波动，以及储存成本、质量好坏等因素，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邓名只是对刘晋戈提出一百元一石的参考价格，具体的采购价格和采购数量让他自行斟酌。
而秦修采的这个设想看上去似乎具有操作性，只要存在这么一个机构，那么成都的百姓就会对粮价有基本的信心。
“很多百姓不愿意把欠条拿出来用，就是他们怕到了收获的时候，粮价跌到每石五十元、四十元，甚至十元、五元的地步。”秦修采以为邓名听不懂，就给他解释起来。这种粮价暴跌现象其实是常见现象，谷贵伤农、谷贱亦伤农。每当收获以后农民就要缴纳赋税，在这个时候，粮商和官府往往就会合伙极力压低粮价，农民不得不以十分之一的价格出售大量的粮食来换取足够的白银。有时因为官府的逼迫，农民不得不把口粮和种子粮都贱卖出去；等到缴纳赋税之后，粮价就会直线上升，为了活命农民又要去借高利贷，用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把贱卖出去的粮食再购买回来。
现在成都府还没有粮商，刘晋戈做为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也不知道这种官府的敛财手段。不过并不是每个百姓都对这种手法一无所知，在看到欠条的价格不断上涨后，就有人感觉听到警钟敲响了。
“如果收实物作为赋税，政府就要逼着百姓多缴耗损，有时甚至会高出正税的数倍；改为白银缴纳后，除了损耗还要加上高买贱卖，老百姓真是没有活路啊。”邓名听得连连摇头。
秦修采告诉他，在大明和满清的治下，当官府和粮商熟练地勾结在一起后，粮价的波动高达十数倍是正常现象。只有超过百倍，导致百姓卖儿鬻女也活不下去时，官府才会出面平抑物价，让各个利益集团适可而止。
如果熊兰建议的这个义仓建立起来的话，成都粮价涨跌的最大幅度就会被限制在三分之一左右。若是这个制度能够维持百年的话，那在任何朝代，都将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标榜青史的德政了。
“现在都府连一家粮商都没有，若是提督现在下达这个命令，不会有任何人反对。”秦修采察言观色，觉得邓名似乎已经动心要同意了：“而且以八十元买进，以一百二十元卖出，盈利虽然有限，但也能维持仓库、人手所用，不但不用向知府衙门讨要薪俸，甚至还能反哺藩库。再者，也能为官府储备一批粮食，无论是遇上荒年还是征战，都会有大用的。”
“说得不错，建个义仓势在必行。”邓名听得连连点头。
正如秦修采所说，要是在四川以外的地区推行这个义仓制度，那恐怕会激起本地粮商、缙绅、官吏的激烈反对；或者说，在其它地区，秦修采和熊兰根本不会生出建立这个制度的念头。没有粮食就没有一切，什么工商、军备都无从谈起。秦修采的建议让邓名很高兴，只是他不打算让银行和政府的职权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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