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把我们摔得四仰八翻的震动中，驾驶员完成了自杀式的着陆，驾驶窗的玻璃在他眼前碎裂，那老兄往后一仰后就此不动，在我看来是凶多吉少，往下也用不着他了，现在这架飞机已经成为一个惯性体，往下能活下来多少老天爷说了算。
飞机在剧烈的震动中滑行，每一下都教我们快把牙关咬碎。我死死抓着一个固定处，听着外边起落架的折断声和金属蒙皮被像纸样撕开的声音。
终于停了下来，而货舱里一片死寂。我抬起头，拉了一下我身边的一名同僚，他却全无反应——我抬头看着，货舱已经被丛林的枝干撕裂了，他被一根伸进货舱的树枝活活挤死。
然后我想起在我的理论常识中，坠机之后最可怕的是什么。我昏头转向地爬了起来，“要着火啦！跳下去！跳飞机！”
康丫昏昏沉沉对我嚷了回来：“会摔死的！”
“你以为你还在天上吗？”我四处找出口。
他看了眼横担在头上的枝桠，开始猛烈地惊咋起来，“跳飞机跳飞机！着火啦着火啦！”
飞机当时超载装了50多人，现在还剩下30来人，我真高兴看见我们觅食小组的人们因为拥在一起，而避开了毁伤严重的后舱，他们除了一身擦伤淤伤外基本完好。门早打不开了，但货舱被撕开了比门更大的缝，我们从缝里跳将下去。
当我们从c46的残骸上落入草丛时，看到了那位美国人所做的努力。他曾是想让飞机迫降在空地上的，但在厚重的雾气中根本无法分辩地表，于是在最后关头他选择用枝丛和藤蔓来阻止撞击，飞机在冲至丛林的边缘时被阻止住了，小半截残破的机头露在丛林与空地的边沿，我们跌跌撞撞，七荤八素，从枝丛里扎进空地，然后惊魂未定地看着那架载我们上天堂又下地狱的c46残骸。
它并没有爆炸，但是我们却听到爆炸声。我们下意识地躲避，然后才发现爆炸不是来自飞机残骸，而是来自我们背后的雾气之中－那是枪声炮声，和一种，比如说吧，把弹药库点着的声音。
我们茫然地看着身后的雾气，就像我们刚才茫然看着身前的雾气，直到听见美式威利斯吉普的引擎声。我们往前走了几步，便看到一辆吉普冲破雾气不紧不慢地驶来，车上坐着两个同样不紧不慢的英国军人。
阿译大概觉得礼貌更适合这样的外交场合，于是以一种中国式的拘谨微微鞠了一躬，“先生们好。”
但是那两位都是带着武器的，于是立刻有了一支李恩斯菲尔德步枪和一支司登式冲锋枪指着我们。
“我们是朋友。”我用英语说，我说这话时着实有点脸红，因为无论如何不该出现一支只拥有裤衩的军队，“中国军队。”
枪倒是放下来了，车继续往前驶。
我追着他们问：“我们是迫降的！这是在哪儿？”
车驶过我们一段才停下的，车上的英国人用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看着我们，那种活死人一样的漠不关心是如此熟悉，不但没有关心，连好奇也没有——通常我们也用那种态度对待彼此。
英国人一点儿表情也没有地说：“亚细亚啊，这该死的丛林难道会是欧罗巴吗？”
我笑不出来，从那几位一丝不苟的表情上来看他们也没认为这是玩笑，玩笑是要和地位平等的人开的，所以他们不和我们开玩笑——幸亏他们的司机觉得我们的差距还没差到完全不可以对话。
他说：“你们降错地方了。”
我真的很想笑，那种很想笑但表现出来是一种像哭的表情，“我同意。可我们是迫降，我们被日本人打下来的。”
“机场在十一点半方向八公里。”那说急倒毫不掩饰他的愤怒，“你们总是搞错地方。”
我身边的阿译下意识地看表，但是显然他只能看到他的手腕。我把他的手腕打了下来。
我耐心地说：“尊敬的先生，只需要一个单词，您就可以让一群迷路的人知道他们的位置。”
那位尊敬的先生驱动了车，冷淡地说：“看你们的地图。”
他那样理直气壮，以至我不得不看了一眼我仅有的一条裤衩，以确定那里边确实没藏着一份高比例军用地图，而我抬头的时候那辆车已经驱动。
“您从哪儿看出我身上藏了包括地图在内的整座仓库？——我们他妈的在哪儿？！”我根本顾不得外交礼仪了。
那辆车扬长而去了，你礼貌或者无礼对他们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丢下一个死样活气回答：“我们在撤退。”
阿译问我：“他们说什么？”
我狂怒地挥了挥手，“说他们已经死了！不问活人的琐碎！”我捡起一截树枝照着吞没了那辆车的茫茫雾气扔了过去，显然不可能命中，我只好听着遥远的爆炸中，恶毒地臆想着两位活死人大爷已经被流弹命中。
被我提醒到的郝兽医忽然跳了起来，“没死！嗳呀！他还没死！”
他急急忙忙又向c46的残骸跑了过去，我们不明所已地跟着，当想清楚他要做什么时，我们跑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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