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门后，果然空无一人，一左一右两间房亮堂堂的，陈设着浅木色新家具。
我站在充作卧室的小房间内，看着粉红色的窗帘和被褥，一切都是簇新的。墙上的结婚照里，阿芳身穿白色的婚纱，依偎着一位清癯的男子，长裙的白纱拖曳在地面，如同孔雀的尾羽。
阿芳从厨房走出来，手里端着一杯热茶递给我：“给，小心烫，”她撩了一下栗色的卷发，“做完事情要喝热的，知道吗？”说完，她面对我坐在床沿，呆呆地出神。
我呷了口茶，指指对面的墙上：“你老公？年纪蛮大的嘛。”
“嗯，”阿芳回头瞧了一眼，“他是海员，二副。”
“哦，怪不得你讲他出国了。”
“呵呵……”阿芳笑了笑，垂下头看着挂在脚尖上晃荡的绒布拖鞋，忽然，她想到什么，跳了起来跑到床头柜前拉开抽屉，找到一个小药瓶倒了一粒在手心里，她走回我跟前，把托在掌心里的药丸往嘴里一丢，接过茶杯喝了一口，仰头把药咽了下去。
“什么药？”我问。
她看我一眼，笑而不语，转身走到窗下拉紧窗帘，屋里顿时暗了下来，整个房间沉浸在桃色的温馨与暧昧中。阿芳打开衣柜，取出一袭白色的睡裙换上，然后走到床边，掀开被子一角钻了进去。
在粉色朦胧的光晕里，她在床上拥被而坐，双臂和精致的锁骨裸露在睡裙外面，两肩挂着细细的吊带。她用手掩住嘴打了个呵欠：“啊……呒……，你不困吗？”她揉揉眼皮，“我可要睡觉了。”说完，她往下躺了躺，拉起被子遮住下巴，闭起眼睛。
我脱下衣服，撩开被子躺到阿芳身旁，她自然地抬起后脑勺枕在我胳膊上，身体往我怀里偎依过来，忽闪着长长的睫毛盯着我看。
“黄军，你家里是做什么的？”
“我家里人？他们……”
我刚要说下去，门铃“叮咚”响了一声。我和阿芳同时怔住了，互相对看了一眼，“是谁？他？”我轻声地问。
“哎哟！我差点忘了！”阿芳猛地从床上蹦起来，急急忙忙地穿上拖鞋，“快快！躲起来！先到床底下藏一会儿！”她飞快地捡起我的衣服塞进床下，接着把我的皮鞋也踢了进去。
门铃“叮咚叮咚”响个不停，我手忙脚乱地爬进床架下面，幸亏席梦思床垫的垂幔很长，细密的流苏耷拉到地上，把床下遮得严严实实。
我缩在床底大气也不敢出，耳朵嗡嗡作响，心脏“噗嗵噗嗵”的，差点从嘴里跳出来。
阿芳穿著拖鞋的脚步声绕着床转了一圈，终于朝大门响去，我屏息静气地支楞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
“吱呦……”阿芳打开了大门。
“啊，是你，进来吧。”她的声音怯生生地，伴着一个男人压低的话音。
“哐当！”房门重重地关上了，阿芳细碎的脚步和男人沉重的步伐向这边移近。
“小吴啊，过节还好吧？”男人低沉的声音像一声炸雷在我耳边爆裂开，天啊！这声音我听了二十多年，每一个抑扬顿挫都是那么熟悉，带着威海口音的浑厚嗓音极富磁性，曾经把我老妈迷得神魂颠倒，今天，却让我心惊肉跳。
“还好，谢谢领导关心。”阿芳小心翼翼地回答，声音又尖又细。
“哈哈哈哈！……”领导笑着往床上一坐，床垫沉了下来，“啥领导不领导的，这又不是在办公室里，随便点，啊？”
“哎，知道了。”阿芳小声答应。
“来来，坐到这边来，”领导拍了拍床褥，阿芳顺从地坐下，垫子又下降一寸，“半个多月没来，想不想我？”领导的话音甜得让我起一身鸡皮疙瘩。
“嗯，想……”小女人的声音像蚊子叫。
细细索索地，衣物摩擦的声音传来，一会儿，阿芳那件又轻又薄的吊带睡裙掉到地板上，接着，是一条小巧的白裤衩。忽然，床垫大大地震动一下，领导站了起来，我趴在冰凉的地板上一件件数着，培罗蒙外套、西裤、阿曼尼衬衣依次落在床边。
领导重新上床，这次，两个人的体重移到了床的正中。
“喔哟……”领导舒畅地呻吟，“真够味儿啊，年轻就是好哟……喔……”
吴芳微微喘息，咿咿呜呜地叫着。
“呵呵呵，等急了吧？哈哈哈哈！”
“唔……唔……”吴芳含糊不清地应着，嘴里像堵了棉花。
话音未落，床垫剧烈地上下颠动起来。
听着弹簧吱嘎吱嘎响个不停，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我咂一咂嘴，满不是个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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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林彪事件，大批空军干部“下岗”，当年这位领导正值壮年，不得不服从“组织决定”转业地方，经历了文革、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几次政治运动，总算熬到了老邓复出，又赶上“干部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的浪潮，凭借六十年代的大学文凭和退伍军官的资历，他终于脱颖而出，从布袋子里钻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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