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被日本零式战机击中，差送命的老飞官徐华江，和当年击落他的日本人三上一禧碰面了。
两个人握手、拥抱，好像五十八年不见的老朋友重逢。徐华江说，谁希望打仗呢？但战争危害了他的家乡、亲人，他不能不战。
三上一禧也说，他不想打仗，但是被逼上战场。又笑说如果当年由徐华江驾零式战机，下来的只怕就是自己了。
战争，打的主角似乎不是人民，而是国家；交手的，又好像不是人，而是武器。
那场空战，三上一禧赢了，但是日本输了；徐华江输了，但是中国赢了。
只是那输与赢，到今天还有多少意义？相逢一笑泯恩仇，两个人高兴的，应该是都能好好活到今天，且把一个死敌变成朋友。
巧的是，一个向国际社会控诉日本侵华暴行的“日本暴行见证团”，前些时也到达了纽约。
当那些昧着良心的政客，想掩饰侵华罪行的同时，却有曾任日本军医的小川武满挺身而出，他要向国际社会作证，日军当年怎么残害中国人。
在抵达纽约的欢迎会上，向厚禄看到八十四岁的小川武满，竟然忍不住地哭了。
向厚禄的父亲在南京大屠杀时遇害，他从未见过父亲。但是面对小川武满，他说他觉得就好像见到自己的亲人一般。
二次大战，在中国上空被日军击落的美国人巴柏，也终于找到五十四年前，在洞庭湖畔救他的中国小男孩——荣志洲。
荣志洲已经六十七岁了，当年他和另一个已经过世的男孩子，一起带着受伤的巴柏走，先把巴柏藏在芦苇里，避过日军的巡逻，再找村人来救。
但是当村人抬着巴柏跑的时候，又发现日军。村人都逃了，只有两个小男孩不怕，继续抬着巴柏走，幸而遇见抗日的游击队。
在荣志洲的记忆中，那一幕已经淡远了，只是，在巴柏的心里永远清晰。八十六岁的他打算把荣志洲接到美国团聚，他感慨地说：“我相信我三岁半的孙子，也会很高兴和荣先生握手，谢谢他当年救爷爷一命……”
越战时受伤的法国人米多，也再一次到他曾经养伤的台湾。
当年他躺在病床上，言语不通又举目无亲，幸亏遇到一位好心的护士陆巧苓，不但上班的时候照顾他，下班之后还买好东西给他吃。
陆巧苓甚至叫他“爸爸”。
今年六十六岁的米多，已经有了五个孩子。但是他始终忘不了这个在台湾叫他爸爸的护士，多年来不断地寻找。
终于，在妻子的陪伴下，见到他二十年前的恩人，他激动地抱着陆巧苓掉下眼泪，他们打算结伴游台湾，还要去圣功医院，回忆一下当年的岁月。
一九九六年的十一月十一号，在美国华府“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的前面，也发生一件感人的事。
越战时驾机投下汽油弹，造成许多平民死伤的飞行员约翰，终于见到二十四年前被他炸伤的潘金福(译音)。
那个当年因为浑身是火，而脱光衣服，哭喊、奔跑的女孩子，居然被美国的摄影记者救了，住院一年两个月，把下巴连到胸口、左手臂接在肋骨旁边，使灼伤的皮肤能够复原。
摄影师当时拍的照片，震撼了全世界，得到了普利策奖，却也成为约翰的最痛。
二十多年来，那小女孩的画面总浮上他的眼前，他无法过正常的生活，酗酒，离婚，再离婚，直到信了教，成为一个牧师。
当他知道那小女孩活着，而且人在美国之后，真是激动难眠。
但是当他远远看见潘金福的一刻，又全身发抖，掩面哭泣。
他不敢过去。
直到那个被他炸伤的小女孩，走向他，主动向他张开双臂，他才扑过去，哭着说出藏在心中二十四年的话：“我对不起!我对不起!我没有存心伤害你……”
总听说这种战争留下来的故事。
数十年后，在迫害者、被害者、受助者，都七老八十的时候谱出下一章。
人很奇妙，老了，无论是什么人种，黑人、白人、黄人，都长了褐黑的老人斑，都变成灰白的头发，都弓了腰、驼了背，显得没有什么分别。
老人的记忆也都差了，当天早餐吃什么都无法记得，只是，相对地，那几十年前的往事，反而变得清晰。
怪不得日本有个专门代为寻找老情人的组织，为半世纪不见的老人，找他们的青梅竹马。
据说那些重逢都很热烈，都会拥抱，都会落泪，但是?的话不见得多。
许多人不过简简单单地说一句：“我为当年的事，向你说对不起!”
只是，那“对不起”三个字，在老人的心中有多么沉重，他们很可能已经背着“它”几十年。
直到面对那被他负了的人，把话说出来，才能平安，也才能“平安往生”。
跟前面那些轰轰烈烈的故事比起来，我反而永远无法忘记多年前合众国际社发自加州的一篇报道。
一位六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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