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激烈争夺下中国半殖民地深化时期——“外蒙”独立
第22节沙俄导演下的外蒙“独立”丑剧
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以及随之而起的震动全国的革命浪潮，迫使它不得不收敛对中国的狂妄野心，放慢侵略中国的步伐。但这仅仅是暂时的。订立英俄协定、特别是订立第一、第二次日俄协定和密约以后，俄国在远东的实力地位大为加强，它的侵略活动又再次猖狂起来，除了抓住上章所述的1881年《中俄改订条约》满期的机会，大肆勒索以外，它特别利用中国动荡不安的政局，加紧窥伺中国边疆地区，首先怂恿蒙古反动王公、喇嘛反对清政府实行新政，发动叛乱。沙俄在中国的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培植亲俄势力，为时已久。单以内、外蒙古而论，先后被它收买的上层分子就有乌泰、海山、陶克陶呼、哲布尊丹巴八世和杭达多尔济等多人。乌泰原是内蒙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萨克兼哲盟副盟长，因代弟袭郡王爵，涉讼十余年，被革除扎萨克和副盟长职务，负债累累。俄人乘机贷予巨款，供其挥霍。1909年，清政府代为偿清俄债，但他依旧乞求俄国支持，伺机闹事。海山是内蒙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人，因犯重案被通缉，受到哈尔滨俄人的包庇，得以逍遥法外。陶克陶呼是内蒙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前旗四等台吉，纠众武装反抗蒙地放垦，1910年失败后逃入俄境，清政府多次要求引渡，俄国指为政治犯，加以拒绝。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俗称库伦活佛，是大漠以北喇嘛教中地位最高的活佛，俄国蓄意笼络。驻库伦的历任俄国领事与八世库伦活佛接触频繁，驻北京公使途经库伦时多次到庙中拜会，馈赠金钱物品。1907年活佛庙内查出大批俄造枪枝，显然系沙俄所赠。杭达多尔济是外蒙土谢图汗部亲王、右翼左旗扎萨克兼土谢图汗部副将军，早年因联名请愿撤换乌里雅苏台将军受到申斥；1908年因抗拒清丈已垦蒙地，又被议处；1910年，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保举他为记名盟长，没有被批准，因此积怨在心，企图投靠沙俄，背叛祖国。这些反动的上层分子，经俄国挑唆、培养，勾结一起，成为一股亲俄势力，是沙俄入侵蒙古地区的重要内应。1910年3月，三多接任库伦办事大臣。不久，库伦发生喇嘛与汉族商人殴斗事件，三多拘捕肇事喇嘛，又奏准将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革职，外蒙王公、活佛表示强烈不满，指责三多仇视黄教。三多推行新政，操切从事，奏请设立兵备处，截留金矿官税金砂六千余两，准备编练新军一旅。库伦一地除原有官署外，新添机关多至二十余处，开办、经常各费都在当地筹措，兵备处开支尤大，库伦办事大臣所属各盟旗难以支应。外蒙王公、活佛既认为三多仇视黄教，对各项新政更加不满。清政府在外蒙举办新政，俄国蓄意破坏。自从第一次日俄密约中日本承认沙俄在外蒙古享有“特殊利益”以后，沙皇政府把外蒙视为禁脔。中国在外蒙举办新政，它认为显然是对自己而发，担心如果新政办有成效，必然大大加强清政府在外蒙的统治力量，将会限制俄国势力的扩张，而编练新军与移民开垦两项对其扩张活动尤其不利，特别加以嫉视。到1911年，内地汉族农民新垦蒙地已达四百九十余万俄亩，在金矿劳动的汉族矿工共有两千五百余人，因垦区、矿区全集中在库伦以北中俄边境地带，沙俄认为任其发展，不加阻止，势必成为它吞并外蒙的重大障碍。俄国政府了解到外蒙民族上层反对新政的强烈情绪大可利用，于是积极煽动其中的亲俄派出面邀请俄国干预，以便据为口实，干涉中国内政，挑起中俄纠纷。外蒙这时成为俄国侵华的主要目标。1911年7月1日，即在外蒙部分王公喇嘛集会密谋分裂活动前十天，俄驻库伦代领事拉弗多夫斯基（В.Лавдовский）向驻华公使廓索维慈报告说：中国政府在外蒙实行新政，使蒙古王公惊慌不安，他们决定在库伦召开全体会议，“讨论蒙人应采取何等措施，以对付中国人对蒙人的彻底奴役”，“因此，对我国在蒙古的方针政策发生极大影响的时刻可能即将到来”。他所说的即将到来的“时刻”，就是不久发生的“外蒙独立”事件。这位俄国领事在事前就得知这项绝密消息，从他与外蒙王公、活佛的关系看来，他绝对不只是一个知情人，而只能是这次会议的幕后策动者。按照外蒙惯例每年有一个向库伦活佛进献“丹书克”（祭礼）的节日，在俄国的挑动下，这年7月10日，亲俄派王公杭达多尔济等蛊惑活佛借献“丹书克”的机会，举行外蒙四部会盟会议。会中杭达多尔济等突然提出联俄独立问题，除土谢图汗部中左翼末旗扎萨克那木萨赖、三音诺颜亲王那木囊苏伦和二大喇嘛车林齐密特等赞成以外，多数王公在思想上毫无准备，“一时均如坠入雾中，上下汹汹，如大祸之将临”，因此不肯附和，会议没有结果。杭达多尔济排斥爱国王公，纠集赞成联俄“独立”的王公、喇嘛十八人，开会密商，决定投靠沙俄，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并推举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与海山等为代表，前往俄国乞援。7月28日，拉弗多夫斯基向俄外部报告：“王公会议业已结束”，“决定立即向我国请求庇护”，“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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